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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马凯硕:美国只是把香港当作“政治足球”
来源: | 作者: | 人气: | 发布时间:2020-06-30
摘要: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于金翠】“为什么说特朗普政府帮了中国”,这是6月上旬,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卓越院士马凯硕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在文中,马凯硕直言美国当局正使美国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国家,“美国被民主社会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信念所蒙蔽,导致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下,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关系成为很多国际战略学者思考的问题。中美何以摩擦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该如何看待香港问题特别是涉港国安立法引发的角力?世界格局又在朝什么方向演变?《环球时报》记者就这些话题对马凯硕进行了专访。马凯硕曾任新加坡常驻合国代表,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稳定的香港更能让西方受益

环球时报:在1997年之前,香港很明显是西方在亚洲的“前沿阵地”之一,但如今香港已经回归,中国的相关国家安全立法却遭遇西方激烈反对。这样的冲突说明了什么?

马凯硕:每个国家都有国家安全法律。这些法律旨在保护各个国家免受外国对其社会的干涉,尤其是对其国内政治的干涉。比如,美国拥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媒体,但一直到最近,外国公民都不能在美国拥有电视台。当年传媒大亨默多克不得不先放弃自己的澳大利亚国籍,在成为美国公民后,才在美国拥有了电视台。直到2017年,美国才允许100%外国所有权的媒体存在。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是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来管理外国媒体。

再比如有关特朗普的“通俄门”,尽管未得到证实,但还是引发美国民众不满。不过,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却有不少干预其他国家选举的历史。据卡内基梅隆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多夫·莱文研究,在1946至2000年间,美国以公开或秘密形式干预他国选举有81起,而苏∕俄罗斯有36起。2018年2月17日,《纽约时报》记者斯科特·谢恩在报道中写道:“美国对民主理念的背离有时会走得很远。中情局在20世纪50年代帮助推翻伊朗和危地马拉的民选领导人,又在60年代支持其他几国的暴力政变,还策划暗杀,并支持拉美、非洲和亚洲几个残暴的反共政府。”

我认为,港区国安法可考虑参照那些和香港人权情况类似的国家的有关法律,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反复发明轮子”。我深信,只要相关法律符合既定的国际规范,并由香港司法独立的法院执行,香港就可以继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金融中心和开放的国际大都会。

环球时报: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大规模抗议。耐人寻味的是,骚乱开始没几天,就有多名美国政客威胁派军队镇压,但他们却对香港的街头暴乱和香港警队的止暴措施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这是为什么?

马凯硕:在大多数社会,和平抗议是合法的,在任何社会,暴力示威都不合法。因此,香港和美国警方制止暴力示威都是合法的,不过,明智的警队会保持谨慎和克制。说实话,香港警队的工作着实令人钦佩:他们既有效地对暴力做出反应,又没有造成任何死亡。作为对比,一些美国人却因此失去生命。

部分香港示威者转向暴力是一个巨大错误。所有健康社会都有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国家必须垄断暴力手段,以维护法律与秩序。这就是为什么警察有权逮捕涉嫌违法的公民,但公民不可以逮捕警察。香港的暴力示威者用石块、金属棒来攻击警察,这对其自身诉求的推动也是一种巨大伤害。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最成功的示威是和平示威,就像“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伟大人物领导的和平抗议运动那样。与此同时,大多数抗议都是由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导致的。香港收入排在后50%的民众和美国最穷的50%民众一样,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最近这些年没有得到提高。

环球时报: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您曾表示,香港已成为中美日益激烈的地缘竞争中的一枚“棋子”。您能为我们详细阐述下这一观点吗?

马凯硕:在美国发起的对华地缘战略竞争中,美国很自然会寻找各种让中国难堪的机会。这是超级大国一种很自然的做法。美国还认为,香港近期的动荡和即将订立的国安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反华“宣传武器”。

在这一背景下,香港人必须认识到,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只“政治足球”。在任何一场球赛里,比赛选手都会追求进球、得分,尤其是得到“宣传分”,但悲哀的是,足球本身却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损坏。如果一些香港人还不能看明白,那他们注定将会失败。

许多曾支持香港示威和骚乱的西方国家认为,香港的不稳定符合其利益,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丢脸的事。事实上,如果英美等国冷静地计算一下他们的实际长期利益,尤其是在重振全球经济方面的首要利益,就应当意识到,香港保持稳定并继续成为充满活力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将使西方企业能够从中国的增长中充分受益。

美国为何内乱加剧

环球时报: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令人惊讶。为什么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表现如此糟糕?这是特朗普政府本身的失败造成,还是长期问题累积导致的?

马凯硕: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尤其让人惊讶和失望,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是一个令全世界羡慕嫉妒的地方。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美国时,中国人民看到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富裕程度。但可悲的是,接下来几十年,美国成为唯一一个中下层人口收入持续下滑的主要发达国家。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曾记录下这一现实——美国的白人工人怎样成为一片“绝望的海洋”。他们也记录了这种糟糕的经济状况,是怎样随不正常的家庭、社会孤立、毒瘾、肥胖和其他社会问题而日益加剧。

所以,把美国当前的问题仅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已经累积了很久。或许,“里根—撒切尔革命”才是美国问题最重要的“贡献者”。罗纳德·里根总统曾有句名言:“政府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于是,美国的关键政府机构和联邦航空管理局、食品药物管理局等在国际上有名的专业机构都被严重削弱。当政府机构变弱时,它处理社会危机(比如贫富不均)和健康危机(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当然会受到严重限制。

环球时报:疫情之后,西方是否会开启一个“政府扩权”或“大政府”时代?

马凯硕:当我们谈论“西方”时,需要把欧盟和美国分开来看。的确,这次疫情,欧盟和美国的应对都很差,欧美国家的百万人口死亡率(西班牙580、意大利562、英国610、美国339)远高于东亚(日本7、中国3、新加坡4、越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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